在西方语言中，“家乡”是一个多层次的广义概念。正如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的《德语词典》所标明的那样，家乡这个词涉及土与地，意味着拥有“地区”，“一个人出生或永久驻留”。
进入20世纪中叶，西方语言中的家乡概念都已成为一个人的出生地或永久居住地的代表。但是，这个概念也可以更自由地使用，例如，家乡与未知、风险和陌生形成鲜明对比，“家乡对你成了陌生的地方”（弗里德里希席勒）。进入21世纪，在转义的意义上，在许多人那里都形成了一种“无家乡”的深刻印象。或者，恰恰相反，许多人都把家乡设置在世界各地，可谓四海为家，随遇而安，感觉像一个“世界公民”。他们四处奔波，到处寻觅，在新的居住地谋求自己的职业成就或个人人生实现，数年后，他们将这个居住地刻画为自身新的家乡。或者，摸爬滚打若干年后，他们痛苦地发现自己跟新的周边环境完全不合拍，于是，开始怀念曾经给他们安全感的那个亲密而熟悉的环境。人们不得不有意识地构建并自觉地设计“家乡”。
家乡意味着纯粹个人的东西。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这对心灵是一个十分有益的过程。关于家乡概念的这种个人理念究竟关系到出生地、父母之家的位置、典型的地域文化、童年记忆，还是关系到包括熟悉感和其他认同感在内的其他生活领域，虽然目前尚不清楚，但也并不重要。鉴于“家乡”一词的复杂性、多元性，容许这种灵活性和回旋余地。但可以确定的是，家乡绝不失去风尚。恰恰相反，谁信奉家乡，谁就赶风尚。就像一个具有家乡关系的萨尔人可以是凯泽斯劳滕俱乐部的球迷一样，一个普法尔茨人也可以赞不绝口地提起和蔼可亲的萨尔人的生活方式。
与语言学的解释相对应，埃德蒙胡塞尔、马丁海德格尔、恩斯特布洛赫等当代哲学家另辟蹊径、别开生面，以大胆的哲学思路启迪了“家乡”特有的来历。布洛赫曾经这样描写他在普法尔茨州的家乡城市：“像路德维希港一样的地方是第一个海港，它们的命运起伏不定，充满了机遇，与变幻莫测的大海共生息。在他看来，可以把水的流动性纳入到我们的考察当中，就是说，具有创造性的永不停息的精神把我们从僵化的观念中拯救出来，使得我们把目光转向涌动的波浪和充满新的理念和可能性的非静止的海岸。”布洛赫在自身的哲学中率先将家乡主题化，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他的一生都打上了居无定所、不断迁徙的烙印。
在布洛赫的哲学思维中，家乡主题作为“未实现的希望的表现”而找到了一席之地。什么是家乡？家乡就是“只出现在童年时代而且尚无人到达过的地方”。因此，从哲学上讲，家乡不仅是我们身后的作为我们来历的地方，而且是我们前面的作为我们向往的地方，即我们有待重新发现的地方。因此，这一点绝非偶然，直到20世纪生命哲学中，家乡才被发展为一大哲学主题。在这之前，家乡充其量是诗人和浪漫梦想家的一个伤感主题。
中世纪神学家雨果冯圣维克多曾经这样描写了中世纪家乡的基本理念和方向：家乡是安身立命之所。“无论多么软弱无力，依恋家乡的人都还是一个男人。他已经是一个坚强的男人，对于他来说，每块土地都是休戚与共、命运攸关的家乡。但是，直到整个世界都变得完全陌生时，他的家乡才会变得十全十美。”西方传统社会建立在这样一个一成不变的事实基础上，即人们安土重迁，世世代代扎根居住在某一特定场所，这与生活在某种固定的文化传统中是相适应的。更换居住场所，突破传统是更高阶层人们的特权。
正如雨果冯圣维克多所言，12世纪巴黎奥古斯丁主教区修道院学校校长毅然离开了他在佛兰德的出生地，但他赢得的东西却远远超过失去的东西。即使到了19世纪，如果有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庭和村庄，披星戴月，早起晚眠，每天在异地工厂劳动14小时之久，他必定会怀着一颗浓浓的乡愁之心，热切地回头张望自己的家乡，愈发倾向于美化自身的来历和环境。
然而，时至20世纪初，在现象学和生命哲学中，亘古如斯的居住场所和人的传统生活本身成了问题。无论是埃德蒙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还是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中的无家可归”，都关系到超越此在的确定性，即打破传统的特定空间中的居住方式。工业时代的悲剧是自然的破坏和人心的崩溃。针对没有自然特性、人的特性的空间这一工业时代日益增强的趋势，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家乡不仅有助于定性扩张生活空间，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生命的尊严和意义。那么，怎样才能从质上扩大生活的空间呢？对此，胡塞尔通过区分“家乡世界”与“陌生世界”，给出了关键性回答。他从人人分享的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划分出一个独立的核心领域。对于“我自身”而言，这个被陌生世界衬托出来的领域就是一个家乡世界。与此相对应，所谓“陌生世界”是一个由主体性所闭锁的空间，也是其他人可辨认的领域。但是，陌生世界没有质的归属，即没有凭借我自身的记忆工作体验到的那种空间。
有趣的是，孩子们往往把他们运动场旁的小树林视为神秘莫测、充满期待的荒野。对于他们来说，运动场是他们在荒野中进行侦探活动的军事行动基地。因此，在他们那里，运动场不仅仅是成年人所感知的那种单纯的运动场。正因如此，布洛赫有理由说，家乡是“尚无人到达过的地方”。或者，用瓦尔登菲尔茨的话说：“如果一个家乡世界挣脱所有的陌生感，它将不再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而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坟茔。”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以自然为主题的文艺运动、文艺作品、审美风潮源远流长，其主旋律是赞美自然，宣泄乡愁。德国的荷尔德林、诺瓦利斯、海涅，法国的卢梭、夏多布里昂、拉马丁，英国的华兹华斯、叶芝乃至美国的弗罗斯特、斯奈德等都属于以“自然”为主题的浪漫主义家乡范畴。荷尔德林的《故乡》、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华兹华斯的《水仙花》、叶芝的《茵梦湖岛》、弗罗斯特的《雪夜林边驻足》等文学作品都是描写自然主题、倾诉家乡之爱的范例。
正如西方有德国荷尔德林的《故乡》、英国叶芝的《茵梦湖岛》等名作一样，东方有中国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鲁迅的《故乡》，韩国郑芝溶的《乡愁》等。虽然相隔遥远，旅程漫漫，车道拥堵，但故乡梦牵魂绕，挥之不去。童年溪边捕捉蜻蜓的情形历历在目，母亲烛光下缝补衣裳的情形，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所以，哪怕路途遥远，也要翻山越岭“归乡”。凝望赤脚相迎的父母，身上的疲劳一扫而光。这正是韩国诗人郑芝溶的田园诗《乡愁》所表达的家乡魂、民族魂：“宽阔的泥潭东边，溪水载着童话缓缓流淌，夕阳下的黄牛慵懒地低吟，此处岂敢遗忘。”
自古以来，东方讴歌乡愁的作品不计其数、不胜枚举。中国苏东坡的《赤壁赋》、李白的《山中问答》，韩国的歌谣《青山别曲》、朴木月的《游子》，日本江户时期描写青蛙跳进古老乡村池塘的松尾芭蕉的俳句，以及代表日本早期近代诗的石川啄木的自然主义短诗等，凡此种种都以自然为主题，倾述浓浓的乡愁，深度刻画了自然特有的美学的、精神的情绪价值。
原标题：《学林轶事
“陌生”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