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警察跪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致死以来，示威游行和暴动骚乱在美国全境逐渐升温，同时警民对峙也愈演愈烈。
和平运动走向暴力示威的悲剧再一次上演。
任何关心历史和*治的人，都不会对暴力在人类事务中历来扮演的角色毫无知觉。冷战结束后，预料中的和平格局并未真正建立，全球化的演变，几有扭转之势。
世界变得愈加棱角尖锐。从高歌猛进到剑拔弩张，“世界公民”的涵义越来越模糊，也看似越来越不重要。
目前看来，暴力，愈发走上前台。
我们也许很难感知到暴力通过什么方式显形。除了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等层面的暴虐冲突，微观层面，家暴、工作过劳压榨、城市化挤占生存空间，每个人，每一天都可能活在暴力的凌虐中而不自知。
我们需要找到理解“暴力”的适合思路。
一
为什么以和平为初衷的社会运动最终走向暴力？
阿马蒂亚·森
译者:李风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如今，当我们讨论某个国际社会现象时，似乎早已习惯了将所谓民族、宗教、国家等宏大的概念名词套在人的头上，或者依更传统一点的东西方世界、亚洲人、美国人等地缘性、*治性的类别分野。
群体，意味着一种身份或空间、又或心理上的共性，《乌合之众》告诉我们，“群众”有几个特征，比如认同感、冲动性和盲目性。
人人都在这个庞杂的世界里寻找“归属”，寻找“组织”，这算是根植于群居社会的人之常情。对某一特定身份的认同感，大大加强了我们与他人的联结。
然而，曾获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里提醒：认同感使人们友爱地拥抱他人的同时，也顽固地排斥许多其他人。
“在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中，居民们可以本能地抱有团体精神而即使地相互帮助；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向刚从他处迁入的移民家中扔转头。排外的敌意可以与宽容的包容携手并进。”
如此，狭隘的抱团情绪极易泛滥，身份的冲突和随之引发的战争，也就不难想象和预测了。用阿玛蒂亚·森的话来说，当有人试图用一种身份来锁定人们，他们可能是在鼓动人们走进暴力，走进对抗。
实际上，在“世界公民”范畴下，每个人都具有多重身份，包括文化艺术、科学技术、贸易、*治等体系。这些与个体的生活、信仰，及他们与这个世界的诸种关系密不可分，更主要的是由他们背后庞大的文明体系决定。
而在粗暴的、单一的身份锁定逻辑下，支配性的分裂作用就会被夸大到一个极端的程度，最后不动声色地“将人们强塞进一组坚固的小盒子里”。
纵是在全球化开始之前，人类文明也从来不是单向蓄积的长河。民主源头雅典的群氓式毁灭悲剧开始早就告诉我们，从个体到群体，都容易成为被地缘和身份绑架的暴力种子。
其中之重，就是“身份”意识的联结。
作为一名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经常用自己身上的例子来阐释身份单一化的世界。一次，他在伦敦机场出示印度护照，尽管入境单上的家庭地址是伦敦剑桥，检察官仍然对这名深色皮肤的印度人深表怀疑。后来当阿玛蒂亚·森确认了自己三一学院院长身份后，检察官仍然质疑：为什么要犹豫，而不是直接告诉他自己是院长？
在该语境里，印裔的身份压过了高校院长的身份，在很多类似的情况下，外界目光甚至对后者视而不见。
而真正令阿玛蒂亚·森担心的，是这种单一的身份标签逐渐趋向一种富含感性的幻想。不管是归属和认同还是深厚的仇恨，都将推动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糟糕。处处是防备、警惕和阻挠，人和人之间变得越来越陌生。
如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里夏洛克对身份歧视的反抗：“难道犹太人就没有眼睛？难道犹太人就没有四肢五官、没有个子、没有知觉、没有情感、没有血气？难道我们不是和基督徒一样，吃同样的饭，为同样的利器所伤，生同样的病，用同样的方法治愈，并经历同一个冬夏的冷暖？”
在种种“为了和平的暴力”的*治运动中，施暴者打着民主、公义等旗号的大规模活动，唤醒公民心中某种具有凝聚力的信仰，领导着“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以“琐碎而团结的”暴力，去抑制“隐性而庞大”的制度暴力。
在他看来，“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实现和谐的主要希望在于承认我们身份的多重性……即使至关重要的事实被挖掘出来，更重要的还是做出选择。生活不仅仅是命运。”
二
没有暴力个体，只有“暴力情境”
兰德尔·柯林斯
译者:刘冉
北京大学出版社
-6-1
为更好地理解暴力，我们还必须追溯和理解暴力产生的源头和契机。
如前文所说，附着于种族、身份之上的*治叙事，让暴力更为可能，也更为频繁地成为权益争斗的切入口。实际上反之亦然，暴力一旦打开一条罅隙，将会牵扯出更狂妄的、不可收拾的群体暴力。
受被简化的历史、日新月异的流行文学影响，今天我们谈论暴力，习惯在特定的时代*治背景里去研究，诸种社会矛盾如经济不平等、*治压迫、阶层分化、种族仇恨等让人相信：大规模的、关于权力斗争的暴力运动，几乎都根植于深厚的人类社会顽疾。
而社会学家柯林斯（RandallCollins）在《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一书里，从微观社会学入手抛出一个观察视角：暴力是如何发生发展的。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规模暴力行径中，我们关心施暴者与受害者的身份、动机，而常常忽略暴力发生的具体过程。然而，暴力行为研究的中心既不该是个体，也不是社会背景、文化、动机，而是“暴力情境”——即暴力发生时具体的社会互动过程。
“社会互动”是社会学历经常被采用的一个理论，最先起源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