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nasiwenhua
伯纳斯文化
BanasCulture
南亚次大陆中部山区和森林地带铜石并用时代的代表性农业文化。分布于印度拉贾斯坦邦东南部阿拉瓦利山脉以东山区，因境内的伯纳斯河而得名。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公元前～前年。典型遗址是乌代布尔附近的阿哈尔遗址。该文化的经济以农业和畜牧为主，种植水稻、小麦和高粱，饲养牛、羊、猪、驴和家禽。渔猎也占一定地位。住所一般为石基泥墙或土坯墙的椭圆形房屋，有木料的柱架结构。屋顶作斜坡状，用竹子、席子搭盖，再覆以泥土或谷草。居住面为烧土或混有砾石的粘土。面积约8～55平方米不等。屋内设炊用灶。有的遗址内发现有土坯台基建筑和烧砖建筑，是当时南亚除印度河谷外唯一使用烧砖的地方。陶器手制或轮制，以施白彩的黑-红陶为主，兼有施奶油色陶衣的黑彩陶、红衣陶、施划纹或附加堆纹的灰陶。器形有碗、盘、带流碗、高足盘、球形罐。此外，还发现有陶牛以及阴刻几何纹和动物纹的陶珠和纺轮。发现有红铜制的斧、锛、双刃斧、碗、长流碗、镯、环以及红铜和青铜短剑。其中一部分出自窖藏。原料来自附近阿拉瓦利山区的铜矿产地。出土的炼渣说明，阿哈尔就是一个冶铜中心。此外，还发现有石叶石器和石磨盘石磨棒。陶器和铜器的某些因素表明，该文化与邻近地区存在联系，并与伊朗和小亚等地的同类文化成分有相似之处。
（崔连仲）
Boxihe
伯希和
Pelliot，Paul（～）
法国东方学家。年5月8日生于巴黎，年10月6日卒于该地。毕业于*治学院和国立东方语言学院。曾从法国汉学家E.┵.沙畹（～）等人学习。年成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后改为河内法国远东学院）的资助生。年来北京。在北京期间曾参预使馆区镇压义和团起义的活动。此后至年共3次来中国蒐集图书、资料。5年8月，伯希和受法国金石铭文与文艺学院和法国中亚考察委员会的委派，进行中亚考察。6年8月底到达中国新疆喀什，直到8年5月，对新疆的喀什地区和库车托木舒克的脱库孜萨来以及甘肃的敦煌石窟，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并在一些地区进行了盗掘，如在库车附近的杜勒杜尔和苏巴什挖掘了佛寺遗址，掠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包括死文字文献。特别是8年月到5月，继英国A.斯坦因之后，他又攫取了敦煌写卷的精华部分数千卷以及幡幢、绘画等文物。这些文物和文献资料，现在仍在以《伯希和考察队丛刊》和《伯希和考察队考古学丛刊》之名陆续出版。伯希和于年出任法兰西学院历史学与考古学教授。执教达34年。年被选为法国金石铭文与文艺学院院士。年起，负责主编欧洲的主要汉学杂志《通报》。年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主席。年被聘为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伯希和掌握多种语言，有关考古学的著作主要有：《敦煌洞窟》（19～）、《敦煌洞窟──伯希和笔记》（～）。
（张广达陈俊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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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敦煌伤心史”上的民族感情和学术气度——以陈垣、傅斯年、陈寅恪与伯希和的交往为中心石兴泽年，享有世界声誉的历史学家陈垣在傅斯年的积极推助下出版了《敦煌劫余录》，陈寅恪应邀为之作序。在这篇著名的序中，陈寅恪写下了那句颇有影响的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多少年过去，“敦煌伤心史”屡屡被人提起，甚至将其刻在“敦煌藏经洞陈列馆”门外的大石头上，并且署名“陈寅恪”三字，提醒参观考察者记住那段屈辱的历史。其实，这是对陈寅恪本意的过度阐释。这原本是陈寅恪对当时学人“乡愿式”爱国感慨的概括，他本人对这种感慨并不欣赏，这很容易从上下文关系中得到明证。但陈寅恪的概括实在过于精辟，遂在误解中广泛流传。我们在此借用，钩沉史籍，对“伤心史”早期中外学者的交往做些梳理，借以管窥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大师们的民族感情和学术气度。
陈垣出版《敦煌劫余录》陈垣《敦煌劫余录》的内容，如书名所示，是敦煌文献“劫掠”后剩余部分的整理编目。他略仿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金石录》前十卷本体式，对京师图书馆藏八千余轴敦煌文献进行整理，“每轴著其原号、起止、纸数、行数及其内容”，“分别部居，稽核同异”，编辑成册。从年着手到年出版，断断续续，花费了五六年的心血。整理这些文献的过程，也是他心火燃烧的过程，因为面对的只是稀世文物的“劫余”部分，而精品珍品大都被外国人“劫掠”去了。作为一个民族意识极强的爱国学人，他为之痛心和愤怒。书稿完成后，他余怒未消，遂在“序”中愤愤地追述“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的事实，倾吐块垒，立此存照。有朋友劝他不要指名道姓，说大家日后还要见面，面子上过不去；也有人觉得“劫余”二字刺眼，建议换用温和的书名。陈垣坚持点名道姓，“用‘劫余’尚未足说明我们的愤慨之思，怎能更改！”愤懑之言，掷地有声，表现了一代史学家的民族感情。
《敦煌劫余录》所提到的伯希和是法国人，0世纪著名汉学家。在他的汉学成就里，“敦煌学”占据重要位置。0世纪前几十年他经常来华，与中国史学界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陈垣“序”中所说的“载遗书遗器而西”发生在0世纪初。当时清朝*府羸弱无能，正为内*外交搞得晕头转向，无暇顾及敦煌文物。地方官员或者不懂其价值予以漠视，或者知其价值却趁机中饱私囊，无力也无心保护这些文物。道士王圆箓多方奔走再三呼吁，终得不到响应。稀世文物得不到起码的保护。俄国人勃奥鲁切夫、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先后来到敦煌，将大批文书经卷、织绢绘画甚至塑像“劫掠”而去，这便是中国学术之“伤心史”的始源。事情发生后，国人为之惊骇且愤懑。但国事衰败，学术亦衰败，“惊骇”“愤懑”都没有改变文物的命运，眼看着稀世之宝流落异国。“劫余”部分运抵北京后，也没引起足够重视。到陈垣发现并着手整理时，敦煌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显学”，“劫掠者”伯希和更是名声大噪，成为享誉世界的汉学家。而中国则很少有人进行整理和研究，多年后陈寅恪为《敦煌劫余录》作序，仍感叹“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伯希和具有丰富的东方学知识和深厚的古汉语造诣，精通梵文、回鹘文、藏文、西夏文、希伯来文、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等十多种文字，多是已经消失或濒临消失的古文字。当年他为巨量的敦煌文物深感震惊，也为那些珍贵的文物堆放在千年洞窟感到痛惜。他知道敦煌文物的价值，也知道怎样运用和发掘其价值。经看管者王道士同意，他编号、抄录、登记造册，对各种文物作了初步整理之后，也打定了将部分文物运往法国的主意。在与王道士进行了讨价还价之后，他用五百两银子的价钱取走了余卷写本和画卷，打包装车，运往法国。伯希和精心护送运载车辆行程数千里，一路跋山涉水，历经硝烟战火，文物毫发无损。
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8年）
文物运抵法国后，伯希和登记造册，妥善地收藏在法国博物馆，供世人观赏和研究。敦煌文物“惊艳”世界，很多人前往观赏，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学者投入研究，中国学人也开始走进这个原本属于自己的学术领域。伯希和明智大度，他提出凡参观研究者，均无偿地提供方便，中国人可以自由地观览和照相。开放的举措立竿见影，敦煌文物迅速走向世界，研究领域硕果累累。伯希和“劫掠”，是功是过？众说纷纭。
在当时乃至后来很多国人心目中，斯坦因、伯希和的行为属于“盗取”，提及此事便愤愤然，戚戚然。几十年后，著名作家余秋雨撰写《道士塔》，仍乡愿盛厚，愤慨之言溢于言表，甚至说到他写散文的“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还有“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的“屈辱”和“叹息”。宽泛地说，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行为的确是乘虚而入、趁火“打劫”，但还须具体分析。斯坦因将“劫取”的文物据为“己有”，其行径违背国际公理，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而伯希和始终包含着抢救和保护、整理和流布的主观意图。他将“购买”的文物运往法国是经过当时*府同意的，走的是合法程序；运往法国后，没有当作私人或者“私国”的物品和藏品，而是将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存放于”法国博物馆，他不仅自己整理研究，也希望和鼓励其他国家的学者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经过他的推助，无人问津的“废纸”重见天日，濒临散失毁坏的文物得到保护，世间罕见的文献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伯希和坚信自己的选择无私心且有益于国际学术事业，故没有“劫掠者”和“盗窃者”的心虚胆怯，反倒为自己所做感到坦然，甚至有些自豪。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常来中国，与中国史学界如罗振玉、王国维和陈垣、陈寅恪、傅斯年、胡适等众多著名学者进行文化交流，并保持着密切的学术友谊。
中国学者，尤其是位居史学顶端、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也表现出宽厚的学术襟怀和精神气度。陈寅恪殊不赞成“伤心史”的感慨，视其为“聊寄愤慨之思”，这是基于世纪初中国社会现实和文物命运——“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的认识。“流入于异国”固然痛惜，但留在国内、“秘藏于私家”未必就好，这是学界都清楚的事实。在将敦煌文物“劫余”部分运往北京途中，或者因保护措施不得力、装载运输不尽心而导致大量文物破碎毁坏，永久地消失于世间；或者被沿途官吏中饱私囊——千里长途，每经一关都被截留，经手者众，几乎每个经手者都要雁过拔毛。据说，当时供职甘肃或清廷学部而爱好古董者，大都藏有精品，有人因此成为大收藏家。就数量而言，敦煌“劫余”部分数倍于“外流”，而运往北京者只剩陈垣整理的八千余轴！更让学界伤感痛心的是，某大收藏家“秘藏于私家”，既不研究也不播布，日本人可以随便影印，却不给中国人看。缘此，陈寅恪殊不赞赏“伤心史”的感慨。即便是情绪激愤者如陈垣，虽然愤慨于外国人的“劫掠”，但对伯希和“劫掠”后的表现也表示欣赏。他欣赏伯希和的学术胸怀，并与其保持友好关系。他和伯希和都对摩尼教有深入研究，交流切磋，彼此互助。伯希和听说福建乌山有两通摩尼教碑文，刻有《二宗经》和《三宗经》。但他没见到实物，既无法确定存无，也不敢妄自评判，就写信求助于陈垣，请其帮助调查寻访。当时陈垣远在北京，无法前往稽核，但伯希和求助，他不推脱，不敷衍，委托助手樊守执便中帮助调查，竭尽朋友之谊。
敦煌石窟中的华严三圣(伯希和摄)
《敦煌劫余录》出版两年后，年1月，伯希和来华，中国史学界给予热烈欢迎。中央在北京的学术机关和学术团体、国立大学及私立大学国学发达者，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以及中国营造学社，或者邀其参观访问，或者请其座谈讲学，“皆尽礼推诚”，就连喜欢独处、轻易不参与社交活动的陈寅恪也热情参加接待，多次陪同参观宴请。陈垣则或者设宴招待，或者参与陪同，表示了满满的热情和笃厚的情谊。他曾以辅仁大学的名义宴请，邀请陈寅恪等众多知名学者作陪——这似乎还是当时的文化事件，《晨报》发布了宴请消息，题目是“辅大欢宴伯希和”，透露了宴会气氛和学者情谊。在此期间，陈垣将《敦煌劫余录》赠送给伯希和——在现代学者中，陈垣年纪稍长，身上颇有些老知识分子品位，且对中国的“忌讳”文化做过专门研究，为人处世周全得体，现在当面把带有情绪的著作送给当事人，丝毫不觉唐突，也没想到会出现尴尬。概因民族感情深厚，胸怀大度，谴责归谴责，友谊是友谊，不因民族感情影响学术交流，也不因友谊丧失民族立场。这是学者的坦诚和气度。
赠者真诚，受者“坦然”。因为伯希和也是一个纯正且有境界的学者。他此次来华，目的之一是为他所供职的法兰西学院购买书籍。离开中国前，他将购买的书籍统统交给中国古物保管会的主持人马衡办理托运事宜，以表明他遵守中国有关规定，不带走一册善本书。其实，他若托法国使馆直接运回，像日本人那样，即使盗走违禁书刊，中国也没有办法——当时虽然已不是清朝末期，但国民**府忙于内*外交，没有时间和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