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接着前往多田咸的弟兄会去拜访史达西姐妹和豪威尔两兄弟。多田咸的弟兄姐妹一直大力支持内地会的差传工作，豪威尔经营的药厂多年来赠送巨量的奎宁（quinine）药品，去治疗在中国无数的疟疾病患者。这次的交通，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成果，即罗伯特?豪威尔的儿子，希尔多?豪威尔（TheodoreHoward）加入了内地会的管理层，这是另一个弟兄会领袖的第二代，加入了中国内地会，正式投入了中国的差传事工。希尔多?豪威尔后来升任内地会管理委员会主席。为了扩大中国内地会的支持力量，戴德生接受了几位义务秘书的意见，邀请有负担的，或有经济实力的基督教的领袖为推荐人（Referees）。Referees这个英文字很难恰当地翻译，在这里包括了赞助人的意思。被邀请为中国内地会推荐人的，包括有当年弟兄会中最有名望的、最有威信的负责弟兄：戚伯门（RoberChapman）、标利（HenryBewley）、柯林渥（WillianCollingwood）、约翰?豪威尔（JohnEliotHoward）、约翰?摩利（JohnMorley）、慕勒（GeorgeMuller）、拉斯多勋爵（LordRadstock）、史密斯（DenhamSmith）、亨利?瓦利（HenryVarley）。新改组的内地会在宣教事工上有了异象，强调要扶助中国的基督徒，使他们趁早自立。并且强调内地会要竖起十字架的标记，愿意接受最低的、最卑微的地位，追求与中国各阶层的人士和睦。一八七二年十月九日，戴德生离开英国，再接再厉地，投入中国的差传工作里。戴德生到达中国时，所带来的款项，正好解决了在中国的同工们的需要。当时内地会在中国的同工已有一百位，加上他们的家属，每个月的支出实在十分庞大。戴德生在同工们彷徨无措、灰心丧志的时候，再次把同工们团聚在一起，并且勉励他们，提醒他们必须不忘当初神所付托的使命——带领中国人归向基督。一八七四年六月，戴德生乘船到武昌时，扭伤骨头，倒床不起，十月份回到英国治疗。戴德生到英国后，病情严重，以致两小腿瘫痪，医生嘱他要长期卧床休息。这时戴德生正值壮年，才四十二岁，这个突来之病对他是项沉重的打击。明知内地会有成千上百的事要他处理，他却动弹不得；他唯有天天为内地会和中国祷告。一八七五年初，戴德生病在家中的时候，印发一项启事，要求各地信徒为数亿中国人祷告，并请在英国的弟兄姐妹，每天抽出一分钟，求神差遣十八人到中国作差传工作。戴德生夫妇并隐名奉献出四千镑，为中国的差传工作之用。一八七五年四月，内地会向神所求的十八个宣教士，出发到中国。一八八一年十二月，戴德生在中国召集同工们到镇江开会，聚会时大家为差派七十个宣教士到中国恳切祷告。一八八三年，在英国受高等教育的基督徒响应了这项呼召，内中包括著名的剑桥七杰。这一年戴德生正在英国，剑桥七杰中有因他得着属灵帮助的。一八八七年，戴德生已是五十五岁，他的信心并没有减退，他仍仰望神，再差遣一百名新的宣教士到中国来。他还仰望神在那一年再供给内地会一万英镑的经费，结果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在年终统计时，该年中国内地会收到一万一千英镑的奉献款，而蒙召到中国的宣教士，则是一百零二人，比起原先所求的，还多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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