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杰西·诺曼
来源=《亚当·斯密传》
资本主义与平等
我们更好地了解亚当·斯密及其思想，不仅仅是为了驳斥对他的一些狂妄指控。还可以依循他的思想来回顾现代市场经济的成就，追溯自斯密去世以来关于自由贸易的争论，审视今天推动裙带资本主义的新力量。
有一个基本的、重要的观点值得重申：市场是有史以来促进经济发展、财富创造和社会进步的最伟大的工具。它使知识、金融或人力资本的拥有者能够通过行使他们的财产权来赚取利益，作为对他们使用这些资本的回报。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好处，另一个则是公司的出现使资本、风险和知识的集合成为可能。资本主义的这两个要素共同创造了财富。从历史上看，它们是18世纪末以来更广泛的自由化的一个关键部分，经济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称之为“大丰盛”（theGreatEnrichment），在这一时期，从西北欧开始再到北美和远东地区，实际人均收入增长了惊人的30倍，即%。就更靠近现代的情况来说，我们还可以将西方民主国家的发展与年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发展进行比较。年，联邦德国的人均GDP比民主德国高60%，这还是保守估计。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年的战争，朝鲜分裂成两个国家。 30年后，韩国的人均GDP是朝鲜的5倍，到年则是16倍。中国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加速，当时中国开放了经济特区，并开始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而印度的经济增长也是在年改革后才开始的。技术发展带来的贸易，远比援助更能使非洲各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停滞后摆脱贫困。
第二点同样重要：总体而言，全球不平等现象正在减少，而不是增加。事实上，不平等现象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而且减少的原因是开放的自由贸易市场数量的增长。在—年这20年间，全世界60%以上人口的实际收入累计增长了40%～75%，这就是所谓的全球新兴中产阶级，他们主要来自亚洲国家，如印度、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特别是中国。最底层的1/10人口的收入取得了实际增长，尽管速度较慢。而收入处于世界前10%～20%位置的人们，主要是欧洲和美国的中产阶级，收入则几乎没有增长，在这些国家反而产生了潜在的严重的生活成本问题。
然而，对许多国家收入处于顶层10%的人群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这也助长了人们对不平等的愤怒。在那些人中，我们看到收入最高的1%、0.1%和0.01%的人群，也就是在收入分布中处于最顶端的那群人，与其余人群之间的不平等迅速加剧。这种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是裙带资本主义造成的。但总的情况来说，全球的不平等正在下降，尤其是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且下降的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扩张。这证实了我们已经提出的观点：裙带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病态形式，是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
创造人类繁荣的能力是一种人性的善，所以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仅关于财富创造。正如斯密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也是一个关于社会价值的问题，这个社会给人的自由和能力的培养提供了空间。本着类似的精神，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一个正常运作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在个人自由、勤奋工作、创造力、进取心和节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支持社会机构和经济交换机制的建立，鼓励有利于人们分享智力、财力和人力资本的传统和最佳实践。它依靠家庭来分担几代人的风险，依靠法治来保护产权。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同时激励人们以有利于社会生产或者不利于生产的方式行事：把精力用于建造房屋或寻找新的税收漏洞；开发拯救生命的药物或经营海外血汗工厂；可以刺激富有成效的投资，也可能鼓励人们寻找不知情的客户进行诈骗；可以引导人们在科学、技术和工程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就，或者系统性地滋养和利用已知的人类弱点。当资本主义运作良好时，它能带来信任、合作和创新。当这些美德缺失时，就表明资本主义本身出现了深层次的问题。
贸易的作用
然而，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即使在西方世界，在斯密去世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合理的自由市场*策也基本上是例外，而不是常态。在欧洲大陆，当时领先的自由贸易国家是斯密曾指出的荷兰和瑞士。至于美国，用美国商业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的话说，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一个世纪是由“10年竞争和90年寡头垄断”组成的。在此之前，美国也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国家。早期的美国大体上分为“杰斐逊派”和“汉密尔顿派”，分别代表农业利益和原始的工业利益。来自南方农业奴隶州的托马斯·杰斐逊的追随者为他们的棉花寻求自由市场，而来自北方制造业州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追随者则希望对竞争性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汉密尔顿是当时的美国财*部长，他在年的《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在美国制造业强大到足以抵御外国竞争的全面冲击之前，有必要征收关税以支持美国制造业。这一内容在年战争后被主要的辉格派*治家亨利·克莱采纳，后来在共和*建立时被他的崇拜者、伟大的亚伯拉罕·林肯采纳。关税游说团一直占据优势，直到大萧条时期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后才变得声名狼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美国成为全球商业领袖和商业规则的制定者，此后才真正开始了降低贸易壁垒的努力，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冷战和美国外交利益的制约。即使在今天，认为美国是自由市场堡垒的想法都是很奇怪的，但凡曾了解过美国的劳动法、移民规则、农业、目前尚存的许多制造业关税，以及美国关于外国投资和所有权的法律的人都会这么认为。年，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中，美国在个国家中仅排名第36位，在世界经济论坛的贸易促进指数中，美国在个国家中排名第22位。
英国走的是一条相当不同的道路，但其背后的原理却很相似。直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才真正开始推动自由贸易，并在维多利亚时代达到顶峰。在英国国内，年罗伯特·皮尔*府在激进的自由*人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赖特的推动下废除了《谷物法》，随后威廉·格莱斯顿在年制定了开创性的预算，废除了项关税，减少了项关税。英国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使亚当·斯密获得了一种神圣的官方地位，但这并非与生俱来的。事实上，自由贸易刊物《经济学人》的传奇编辑沃尔特·贝格霍特在年的《国富论》出版百年纪念会上曾评论道：“对一个现代英国人来说，‘自由贸易’是一个公认的乏味的正统格言，所以他很难记得在年前它曾是一个异端和悖论。”
在海外，英国的*策远比自由贸易更具有帝国主义色彩。年英法之间的《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继承了小威廉·皮特在18世纪80年代的开创性努力，降低了英国制造品和法国葡萄酒、烈酒的关税，这可以说是第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事力量越来越胜过外交和谈判的作用。臭名远扬的是，英国迫使中国开放了5个主要港口进行贸易（这对英国很有利），并在年的《南京条约》中夺取了对香港的控制权，从而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得到了几十名前公司人员和议会股东的支持，随后中亚和南亚地区发生了大国*事冲突，在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后，公司倒闭，英国直接控制了印度，并在非洲内陆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张行动，以寻求贸易机会和发掘矿产财富。年，埃及被占领，英国完全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从而也控制了与印度洋和远东地区的直接贸易联系。贸易是重要的，并且是至关重要的，它也是帝国结构和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可能会对大英帝国的不同方面表示赞同或不满，这个话题至今仍存在激烈的争议。更难否认的是，和美国一样，只有通过工业化、技术发展或帝国扩张，在其选定的市场上取得霸权时，英国才会真正鼓励自由贸易，而即使是支持自由贸易也是为了服务于*治和经济目的。
《亚当·斯密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亚当·斯密痛斥了垄断和殖民剥削的倾向，痛斥了贸易限制、特权和关税的反竞争效应，痛斥了大商人游说集团（它们是今天裙带资本主义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先驱）对国内*治的扭曲。毫无疑问，他也会谴责这些问题后来的发展。他是一个坚定的信徒，相信在自愿的伙伴之间开放贸易是明智的，但他也敏锐地意识到殖民剥削的恶果，并对使用胁迫手段开放贸易持有敌意。
那么如何评论汉密尔顿对幼稚产业的临时保护措施呢？19世纪40年代，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约翰·穆勒提出并发展了这一论点，这在近年来成为非常活跃的论点，因为一些经济学家支持“汉密尔顿式”的*策措施，作为对自由主义贸易观的普遍批判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英国18世纪的经济成功实际上建立在选择性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制度的基础上，特别是由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在18世纪20年代推动发展起来的制度，还得到了《航海法案》的助力。对韩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其他非常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幼稚产业保护*策一直是一个关键的*策杠杆。
正如我们看到的，斯密关于贸易的观点很难说是许多现代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他在《国富论》第四卷中对进口限制的讨论表明，他认为报复性关税可能有暂时的必要性，但前提是其目标是诱使另一个国家降低自己的关税。然而，幼稚产业保护则是另一回事。在第二卷中，斯密考虑了资本有限的国家应该如何最好地利用他们拥有的资本。他的回答是，与其把资本投放到过于分散的投资中，不如聚焦在某种产业上，农业优于制造业，制造业又优于贸易，这样做的理由是促进“它所能调动的国内生产性劳动力的数量”，以及“其就业能为社会带来的土地和劳动力年产出价值的增长”。
斯密明确指出，农业优惠，说白了就是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是迄今为止美国经济成功的源泉，他接着用一段清晰有力的文字总结了殖民地的一般教训：
如果美国人通过联盟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暴力来阻止欧洲制造品的进口，并且通过创造垄断让他们的同胞去生产类似的产品，将他们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本用于这种就业，他们将降低而非提高他们产出价值的年增长速度，并且将阻碍而非促进他们国家迈向真正的富有和伟大。
这是否意味着斯密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其实，这一点还远远没有说清楚。从长期来看，斯密认为农业可以在价值上超越制造业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他的论点的逻辑是，对发展中的经济体来说，偏重其中一个部门是可以的，资本资源有限的国家应该利用它们所拥有的资源来发展附加值最大的领域。对当时的美洲殖民地来说，这个优势领域就是农业。对斯密来说，更广泛的概念指的是“生产性劳动”，他承认制造业和贸易产业具备生产性劳动，所以大概也包括今天所谓的智力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
因此，斯密并不像汉密尔顿那样完全了解工业化在美国或其他地区非凡的生产潜力。但是如果他有所了解，不难想象尽管他显然不喜欢干预既有市场，他可能也会支持发展中国家把稀缺的资本投入新兴市场上去发展新的制造业，而不是农业，因为工业的附加值更大。
裙带资本主义：下一个前沿阵地
因此，从斯密的观点来看，自由贸易市场的优势是压倒性的，但如果认为现代世界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无论是英国、欧洲大陆还是美国，都曾有自由贸易的辉煌历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神话传说。西方国家享受了商业社会的好处，但也不断运用重商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作为武器从其他国家榨取价值。吊诡的是，斯密对此提出了激进的批判，而他却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弊病的始作俑者。
斯密的观点使我们能够向前看：看到裙带资本主义的新形式，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裙带资本主义会继续发展。首先，游说的经济效益在继续大幅增加，特别是对主导游说的全球公司而言。其次，近几十年来，许多行业通过收购和兼并进行整合，从半导体到制药、酿酒等产业都形成了一系列的国际垄断寡头。这反过来又减少了大公司之间的竞争压力，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它们在国内的游说力量，给供应链下游的公司带来了额外的压力。《经济学人》年9月的报道称，《财富》杂志榜单中家最大的美国公司创造的利润在美国GDP中的占比在短短20年内从33%上升到46%，增加了超过1/3。在此期间，上市公司收入的中位数增长了3倍，利润率也与之相当。
同时，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和部分专家的研究发现，市场力量显著上升，而且不限于金融机构。年，美国公司平均的定价比边际成本高出67%，而年这一数字为18%；行业中前50名的公司权力越来越集中，利润率大幅提高，并且有证据表明每年新成立的公司数量在下降。这些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最近一系列其他令人不安的现象：尽管利率低，但工业投资率也很低；生产力增长缓慢；收入不平等加剧。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许多发达经济体正在失去有效的市场竞争，从而损失了属于消费者和公众利益的经济价值，这种价值的损失却并没有反映在股价上，股价与经济业绩表现越来越脱节。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所言，在企业内部，在历史上主导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价值分配的默契可能正在受到威胁，尤其是被企业管理层绑架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本身似乎也在挣扎。
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发展是技术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技术的发展，市场的复杂性迅速增加，消费者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技术的背后，蕴藏着大数据的巨大潜力，不管是好是坏，这种潜力往往会转化为那些掌握着大数据的人对技术产品使用者们的更大的权力。当然，所谓的免费服务其实并不免费：用户的时间和注意力被用来交换了广告和销售。提供这些服务的企业，如谷歌、苹果、脸书等，都是现代的巨头，它们就像古老的石油公司和铁路公司一样，这些托拉斯企业完全控制着自己的市场。谷歌在搜索服务领域占据了70%的市场份额；谷歌和苹果共同为90%的智能手机提供操作系统；脸书每月有20亿活跃用户。这些公司管理的技术平台是私有的、专有的，其内部运作对公众不透明。它们具有高度的可扩展性，并受益于所谓的“网络效应”，网络中的每一个新成员都增加了所有人的连接价值，数据的增长相当于经济价值的超额增长。近年来引入的反馈方法，让买卖双方可以互相评价，缩小信息差距，提高双方表现的积极性，这又会增加平台非凡的市场力量。事实证明，它们在识别、摧毁或购买潜在竞争对手方面效率也非常高。用互联网投资者和企业家彼得·蒂尔的话说：“竞争是留给失败者的。”
这些公司通过在技术和业务流程上的卓越创新而成长，它们利用这些创新为个人和企业消费者提供了具有巨大价值的新服务。从人工智能到智能制造，再到机器与人体生物学的深度融合，未来获得社会效益的可能性是深远的。然而，其被滥用的可能性也同样巨大。
到目前为止，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公司利用内部调拨定价和其他手段将纳税额降到最低的恶劣行为上，这是正确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最终会留下更长远的阴影。这些公司与个人消费者在权力和信息方面存在巨大的、日益加剧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往往使公司有机会以违反公平交易和既定的公正准则的方式，剥削特定部门、群体和个人消费者。由于它们是封闭的系统，*府或监管机构很难对其进行审查。但与此同时，它们作为公共网络的地位意味着针对市场垄断或寡头垄断的正常监管工具的有效性会大大降低。比较一下，标准石油公司在年后根据《谢尔曼法》被拆分为一系列规模较小（但绝对量级仍然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后来成了埃克森、阿莫科、雪佛龙、康菲、美孚和索亥俄（后来被英国石油公司收购）等公司。但很少有人真的相信，比如谷歌可以被有效地拆分成不同的区域单位或业务单位，或者说这种拆分能产生经济价值。
与这些科技巨头并驾齐驱的是宽带通信、能源和保险等领域的传统公司，在这些公司中，技术变革越来越多地使权力向内部人（公司及其雇员和股东）倾斜，而不利于客户。它们的产品并非免费，但其数量之多、复杂程度之高，使普通客户几乎不可能做出有效选择。通常，这些“扭曲的市场”有4个特点：产品涉及顾客的大笔支出；公司能够区分精明的和不精明的顾客；有很多不精明的顾客；不良行为对公司品牌或声誉的负面影响不足以阻止他们这样做。信息过载是一种公认的、广泛存在的现象，人们，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差的人，在面对多个选项时，很难做出选择。在极限的情况下，对容易犯错、时间紧迫的、较穷的顾客来说，寻找最佳产品的难度和成本变得过高，以至于他们只能保持惰性。因此，获利的基本方式可以简单到这样：企业会创造很多不同的产品，这些产品之间很难进行比较；把那些能找到最优惠的交易的顾客和找不到的顾客区分开，并针对后者提高价格；同时，这些企业忽略任何相关的传统或公共服务伦理，清除不可避免的反对声和消费者投诉，并鼓励监管者和媒体去责怪消费者自己不够积极。然后就可以坐享高额利润。英国的电力零售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此外还有更多的传统产品和服务，数字技术让这些产品和服务变得不那么容易理解，因此可能对消费者来说是有害的。以大众汽车公司为例，这家公司正如其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一家为大众制造汽车的公司。年，人们发现该公司创建了一个“作弊装置”，即一个专门用于在测试期间抑制排放但在道路上行驶时却不起作用的软件，用于规避柴油汽车的排放法规。换句话说，大众明知这样做的后果是污染空气，损害公众健康，却在明明知情的情况下，以一种不诚实的方式使用技术来违法。年6月，大众汽车公司同意以亿美元的价格和解这起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案。国际上对其行为一片哗然，难道这就是德国卓越的工程技术带来的影响吗？但鲜为人知的是，美国汽车业使用类似的“失败装置”至少有40年的历史。随着技术的发展，作弊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以及消费者发现它的难度都在增加。
在例如食品市场等运作良好的正常市场中，竞争一般会促使价格下降，质量上升，消费者有非常多的选择，可以立即买到产品，而且在选择时几乎没有计算的负担。上述的“黑箱”案例与正常市场之间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随着技术的普及，以技术为支撑的新裙带资本主义扩散的危险性越来越大：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更大的内部权力鼓励了“扭曲的市场”的发展；这反过来又创造了民众对*府监管的要求，并为游说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和机会，进一步增强了内部人士的权力，如此循环。其结果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加剧了信息和市场权力的不平等，并进一步损害公众对自由和开放市场的信任。这确实是一个暗淡的前景。
所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传统上改善竞争环境和减少垄断的法律和监管措施在现在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部分原因如上所述，其他的原因则是由于现代系统性的趋势，即完全从消费者经济损害的角度来解释竞争*策。不仅如此，正如英国监管机构发现的那样，价格比较网站往往被誉为是消费者得以降低成本并转换供应商的有效手段，但它也有一种令人失望的倾向，它变相增加了消费者的费用并限制了商家的竞争。这些公司的董事会还有巨大的空间来增加透明度，巩固公共问责制和提高有效性。还有另一种方法可能有更好的前景，它来自亚当·斯密的思想。正如我们看到的，斯密发现了雇主和工人之间的权力和信息的不对称，并支持采取措施提高工人的议价能力。同样，让大数据变得便携，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计算服务，提升消费者抵抗当今科技巨头的相对权力，还存在巨大的优化空间。人类消费者可以得到算法消费者的支持，也就是说，通过一些软件去比较数字市场中的不同报价，并让它们代表人类消费者做出选择。想象一下，在这样的世界里，你可以让你的个人在线助手花时间利用网络计算能力，为你选择最好的家庭保险，而不是在几十个网站的几百种产品上浪费几个小时做选择，或者付出更高昂的费用使用价格比较网站。
有人说得很对，企业家精神主要是发现隐性成本，而这些成本很多都很难隐藏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在线助手很可能会变得很普遍；如果数据被看作一种公共产品，一种由个人创造的东西，而不是简单地由公司积累起来的东西，就更会如此。原则上，这些数字代理人可以根据个人的准则自动进行购买和协商交易，甚至自动与其他数字消费者建立联盟，以获得更优惠的价格或新产品。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建立一系列新企业，以实现这种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将需要谨慎的监管干预，禁用阻碍消费者货比三家的在线合同条款，要求卖方提供中立的价格和产品信息，以便数字代理人使用，并使消费者能够对向他们展示的广告进行更多的控制。而且这些措施必须做出进一步调整，以便让数字代理人能够在脸书这样的平台和环境中运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都是不可能的。这都有可能成为未来数字时代新的交易和反垄断的标准。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亚当·斯密思想持久的重要性。它提醒我们：没有两个市场是相同的；市场的存在并非是一种神圣的权利，而是具有公共和私人的功能；可能需要监管来确保其有效的和有竞争性的运作，但监管本身也有潜在的成本；基于企业利益的游说力量对有效市场和合法*府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风险；裙带资本主义在市场没有竞争性的地方盛行；裙带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经济寻租、权力和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这三个关键概念来理解；除非采取积极措施，否则裙带资本主义很有可能会升级。
斯密的观点对理解我们的现代世界至少还有三个更广泛的意义。首先，斯密的经济平等主义预见到了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表明，巨大的不平等不仅不会激励经济增长，反而会对经济增长造成破坏。其次，斯密强调了不同形式的现代重商主义，比如对贸易顺差以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策略性利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空洞化，因为流动能力最强的人才都被吸引到了发达经济体；各国在竞争中回避了共同的环境成本，这不仅可以理解为逃避全球化世界的责任，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经济民族主义对*治权力的朴素追求，用休谟的名言来说，这是一种现代的“贸易的猜忌”。
最后，斯密强调了全球化辩论中缺失的维度，那就是道德。越来越清楚的是，全球化的赢家仅仅补偿输家是不够的。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金钱，而是意义：受影响的人本应有能力过上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生活，有充实的工作，有尊严，得到他人的尊重，并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此外，随着权力、地位和信息的不平等的激增，市场力量的行使越来越被隐藏在技术的面纱之后，因此，不仅是有效的公共机构和规范很重要，公司和国家需要具有公共精神的领导人，这一点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纯粹的经济分析，对失灵的市场、全球化、资本主义本身的分析，既误导了诊断，也耽误了可能的治疗。正如下一章所显示的那样，最终的关键所在是文化、身份和意义；这是任何旨在为那些被抛在后面的人提供补救和新的*策措施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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