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我们去年底推出的《导读萨义德（原书第2版）》（比尔·阿希克洛夫特、帕尔·阿卢瓦利亚著，王立秋译）一书。
巴勒斯坦
（下）
对伊斯兰的再现
尽管西方再现伊斯兰的方式一直是萨义德作品中一个持续的主题，但直到《报道/遮蔽伊斯兰》（年；年再版，新加了一个导言）出版，它才成为一个明确的主题。这本书是包括年的《东方学》和年的《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三部曲的一部分。《报道/遮蔽伊斯兰》从根本上要做的是暴露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伊斯兰的再现。在一开始，萨义德就明确了这点，即伊斯兰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建构或实体，它是复杂的、五花八门的，世界上有超过十亿的人在实践它。尽管有这些复杂性，但在西方，伊斯兰一直被“报道/遮蔽”，而媒体——相比于其他任何机构——则更多地“描绘它，总结它的特征，分析它，拿它来说事，结果它们使它‘为人所知’了”（Said:li）。
自从年代初的OPEC石油危机以来，伊斯兰就变成了一只无所不包的替罪羊。而且，对伊斯兰的反感也跨越了整个*治的光谱，在那里“对右翼来说，伊斯兰代表了野蛮；对左翼来说，伊斯兰代表了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对中间派来说，伊斯兰代表了一种讨厌的异国情调”（Said:lv）。萨义德没有着手为过多的所谓的“伊斯兰国家”辩护，因为对于这点他再清楚不过了：在这些国家，也存在大量的压迫、对人的自由的侵犯和对真正的民主的否定，而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以伊斯兰为参照而变得合法了。相反，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指出，我们需要把作为一种宗教学说的伊斯兰和关于伊斯兰的话语分开，后者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和权力问题密不可分。
《东方学》记录了东方是怎样为了西方而被文本地建构出来的。当代的伊斯兰的东方更加重要，因为它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战略性的地缘*治位置。正因为这个，大群的专家才聚集起来，使这个伊斯兰的东方变得对西方可见。更重要的是，通过大众媒体，伊斯兰变成新闻的一大项目和一件可供大众消费的商品。
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在本质上被当作石油的供应者或潜在的恐怖分子来报道、讨论和理解。几乎不带什么细节，人类的命运，阿拉伯-穆斯林的生活的激情就这样进入了那些甚至以报道伊斯兰世界为职业的人的意识。（Said:28）
我们需要把战后的这些再现放到这样一个背景下去看：当时美国在现代化学说上投入很大，而这个学说在过去、在现在都得到了学院大多数部门的坦然支持。现代化理论带来的一大后果是这样一种分类方式，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区被划分为落后的、需要现代化的区域。对伊斯兰的种种再现也倾向于支持这样的概括。而如今，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复杂性——你不能再通过简单应用普世地建构出来的命题来理解它——这样的概括就显得愈发古怪了。
这些问题在伊朗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沙王看起来是典型的现代统治者，而伊朗看起来也肯定了现代化理论的论断。另一方面，在沙王倒台后，这个国家又被妖魔化为狂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石，不仅对这个区域，也对整个“文明”世界带来了威胁。“东方学与现代化理论契合得很好”（Said:30）也就很难说是令人奇怪的了。伊朗的沙王被看作在“解救”他的人民——使他们现代化和西化。伊朗革命则变成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明显证据。人们很少考虑像阿里·沙里亚蒂那样的伊朗批评家的工作，沙里亚蒂认为“我们必须把伊斯兰当作一种令人振奋的对人的挑战，而不是一种对人或神的权威的被动服从来亲身经历”（Said:68）。在附近的以色列，贝京的*权也“十分愿意用宗教的权威和用非常落后的神学学说来支持自己的行动”（Said:31）。萨义德指出，大多数分析者未能对此做出评论。显然，对萨义德来说，西方媒体无疑是在搞双重标准：以色列的宗教癖好几乎不被提及；而伊斯兰则被当作了解释一切的原因，中东固有的问题和西方的恐怖主义都被归咎于伊斯兰。
在大众媒体中可以找到的意象和再现，也在文本上得到了再生产。萨义德极为清晰地记录了在包括迈克尔·沃尔泽、罗伯特·塔克、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和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在内的许多作家那里，伊斯兰教是怎样以负面的形象作为美国
的忌惮之物而出现的。毫不奇怪，著名的现代化理论家萨缪尔·Ｐ．亨廷顿的新作就叫“文明的冲突”。在冷战后，发明一个新的敌人、一个新的“他者”就是亨廷顿的世界观的特征。在亨廷顿设想的世界中，“文明的冲突”将主导世界*治。亨廷顿的论证是，在冷战结束之前，冲突一直主要基于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然而，在后冷战时期，他认为，冲突将不再出现在西方，而将在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发生。然而，最令亨廷顿担忧的是伊斯兰，他认为，尽管西方和伊斯兰有长期冲突的历史，但这个冲突在海湾战争中达到了顶点，后者也明确地展示了文明的冲突。对西方来说，下一次对抗主要来自伊斯兰。萨义德指出，亨廷顿的论文和随后的书的题目均取自伯纳德·刘易斯的论文《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在那篇论文中，刘易斯认为伊斯兰为现代性本身而愤怒，这个论证也响应了厄内斯特·盖尔纳的作品。
就像对东方的再现给东方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样，这样对伊斯兰的再现也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后果。萨义德说的不是“外面的某个地方存在一个‘真正的’伊斯兰，而媒体则出于卑劣的动机曲解了它”（Said:44），萨义德说的是，西方媒体的伊斯兰变得无处不在。“媒体的伊斯兰、西方学者的伊斯兰、西方记者的伊斯兰和穆斯林的伊斯兰都是在历史上发生的，在历史上只能被当作意志和诠释的行动来对待的意志和诠释的行动。”（Said:45）结果，萨义德说，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各种最广义的诠释的共同体”（Said:45）。考虑到通信的革命，重要的是这种再现不再限于西方受众，也被呈现到全球的受众面前。美国人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能看到伊斯兰世界，他们能看到的只有陌生、外异和威胁。反过来，在伊斯兰世界，这些再现又引起了一种反应，后者指出了伊斯兰在世界上的正确位置。这又创造了一种反-反应，这样，一个没完没了的回应与反应的循环出现了。萨义德认为“所有这些相关的、简化的‘伊斯兰’的意义相互依赖，因为它们维持了这个两难境地，所以，我们应该一视同仁地拒绝它们”（Said:55-6）。
在描画西方对伊斯兰的再现的时候，萨义德希望说明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展示，“报道”伊斯兰涉及一种诠释的*治。他认为伊斯兰研究不是价值无涉的学术行为，它受到了当代的压力，比如地缘*治方面的